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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说智商

我每次看到人说到教育不公问题时,摆出智商是硬伤的时候,都会觉得很愤怒。

但愤怒是没有用的。有用的是摆事实讲道理。咱不靠信仰说话,咱靠的是逻辑。

假如不是教育人,而是教育计算机的话,给你一台机器,让你教这个机器如何解二元一次方程,怎么教?

你得给他写个程序,写出求根公式的表达式,对不对?

和这个机器是什么CPU频率有关系吗?有,但是是线性的,只有常数差别,没有数量级差别。

更关键的是公式的程序要写对。如果你的程序写的不是求根公式,而是随便猜个数,然后带回去看看是不是解,那你是天下最快的机器也是没希望的。

事实上,图灵同学给出的图灵机是很傻的一种机器,工作原理非常简单,只会根据当前字符左移右移或者涂写当前字符。但是这么笨的一个机器,却理论上可以证明与一切人类能想到的可实现的计算机在计算能力上没有差别,在多项式时间内的计算能力上也没有差别。

一个人再笨,也基本是一定比图灵机要聪明很多的。一个人再聪明,也没有证据能证明它在可计算性和多项式时间可计算性上能超越计算机。所以,人和人之间比较,不管都什么天赋,如果都装了最好的程序,性能差别就基本都是线性的(毕竟大部分人大脑构造都是差不多的),都是可以去拼努力的。

当有人和你一样努力,但是你就是没人家快,这是因为CPU不够快吗?有可能。但更大的可能是脑袋里装的程序写屎了。谁写的?教育系统写的。大学写的解方程应用,中学写的标准库,小学写的程序解释器和编译器,幼儿园写的操作系统。

所以,人家能做的事情,尤其在这个脑力劳动的时代,你只要努力,一定都是也能做到的——前提是要装对软件。但是,人家小时候装了的好操作系统,你就却不一定有机会装。差的是运气,只不过不是天赋,而是教育。

更恐怖的是,这个社会还会把这种现象进行各种合理化解释。赢家会告诉输家,输家也会告诉自己,你之所以输了呢,是因为你主频不够高,缓存不够大,像素不够多,因为这些缺陷,你天生就是解不了二元一次方程的,只是解一元一次方程的料。

本质还是因为教育太难了。把能跑求根公式的程序装进一个电脑太难了,而且经常还要“因材施教”,同一套安装程序还是所有人都能用。

教育还基本处于在刀耕火种小刀刻硬盘的手工年代。

有些人给你P时间内能解NP问题的假象,是因为那不是一个NP问题,而是一个DP问题。而之所以你以为那是个NP问题,是因为没有人告诉你那个DP算法。

金融从业者的道德

曾经很反感金融从业者,尤其是很年轻就开始做金融从业者的人。主要原因是雇佣兵味太重了,给钱足够多就可以去杀人的感觉,杀的是谁不关心。

后来多了解了一下金融的本质,现在对金融行业感觉好很多了。

其实金融是个很难的行业。金融操作,朴素看是选择投资决策以获得未来更高的回报,本质是通过借贷把资源在时间上作平移。好的金融操作就好比买一台拖拉机,种出一片摇钱树;坏的金融操作就好比买一台用来看肥皂剧的电视机,都消费掉打水漂了。判断哪个是拖拉机,哪个是电视机,实际操作起来往往是非常非常难的事情,本质是对未来的预判。

而未来由于量子效应和原子衰变by definition是个随机过程。股票走势和随机行走非常像,是有其物理依据的……

所以,金融工作其实是很难但也很必要的工作。因为有必要,因此必须有人来做。因为难,因此肯定要和人性bias不断抗争。

只不过可能做金融工作的理想主义者比其他行业会更稀少一点,更重要的是一个业务强悍的雇佣兵往往比业务一般的雇佣兵更容易带来危险。

古老的职业道德与个人道德的矛盾,在金融行业里体现得更突出漏骨一点。而且在复杂的金融工具之后,更复杂的个人道德应该把尺度定在哪儿,是个很难的事情。

我投资军火商,军火商卖出去的军火杀了个无辜的人,我作为投资人有罪吗?如果我买的是投资人的股票呢?如果我买的是投资人的期货呢?如果我是给买这个期货的人放贷款的呢?如果我卖给这个买期货的人一个房子结果房子被这个人用作贷款抵押呢?如果我只是给这个房子在墙上刷油漆的一个油漆工呢?

这么算就没头了。所以雇佣兵也有雇佣兵的道理:索性不算了,谁给钱多我就给谁卖命,谁承担那个外部性的惩罚算谁倒霉。

犬儒和虚无,说到底还是因为困难。

唯一的希望是降低金融工具的理解门槛,把金融产品设计得更简单透明可追踪,好让一个油漆工在刷一个房子油漆的时候就能看到自己的这一刷在未来有什么后果,并且记录下来他允许未来他这刷好的房子可以被用作什么不可以被用作什么。金融工具和金融产品的复杂性需要受到限制,限制不了的复杂性必须做出解释。只有让普罗大众都可以理解的逻辑才有可能成为公共善;关系到公共善的逻辑则必须通过教育向普罗大众进行解释。

如此看来,怎么向老百姓解释微积分和随机过程问题,将会成为一种重要的道德建设。

江慈的法制

我高中的数学老师叫王江慈,性格以刀子嘴豆腐心著称。

江慈高中的时候做过两件让我印象特别深刻的事。

一个事是有一次尤同学不守学校规矩,江慈批评他,尤很生气地反驳说学校规矩本身就不合理。如果换一个普通一点的高中教师,这时候不上体罚也要开骂不懂事了。但江慈一字一句地说:认为学校规矩不合理可以通过学生组织向校方提修改意见,但是不能不遵守。尤同学当时就没声了。

这是什么精神?这是法制精神!

另一个事是毕业旅行从泰山回来的火车上,我们的硬座被人霸占了,那个人还拒绝不走,非说座位是自己的。随行的体育老师火大简直就要冲上去开打了,被江慈推住,然后江慈过去面带微笑问那个霸道的占座人:请问这个座位是您的吗?占座人说:是。江慈继续面带微笑,不卑不亢地正视占座人问道:那能请您出示一下火车票吗?占座人默然起身离开。

这是什么精神?这是法制精神!

江慈大概是我学习生涯中唯一一位能做到言传身教法制精神的老师了,而且是在中国这个法制精神极其淡漠的社会,而且她还是一个数学老师。(那时候没人提依法治国,上头似乎还在提以德治国……)

记得美国大法官的演讲里说:法治不一定总是对的。但如果你去看一看这个世界上那些遇到纠纷只能够用暴力解决的社会,相比之下,法制社会是幸福得多也正义得多的。


(48分钟左右开始)

就也因为这两件事情,江慈成为了我心中最优秀的中学老师,没有之一。

竞赛保送

我可能是因为竞赛政策受益的人中少数支持取消竞赛保送的了。

支持的理由挺简单的:精英教育不值得特别政策鼓励。把环境搭好,给足自由,制定好合适的教学计划,精英自然会成长,而且成长得更健康。有天分的人需要因材施教,但不需要特别政策投资培养,对其个人发展未必好,投资收益也未必好。竞赛教育要保留,甚至要鼓励;但竞赛保送要取消。竞赛需要兴趣投入,要把竞赛培训变成长期教育投资而不是短期教育投资,竞赛才健康。

有特别才华的人上不了好大学怎么办?对于这个问题,需要改革的制度是高考的一刀切,要给学校更多的自主招生权。

更需要改革的是对学校教学质量的更市场化的评估。就像衡量投资收益率不看净赚多少钱而要看赚了几个百分比一样,看一个学校教学质量好坏不应该看学生里面出了几个佼佼者,而应该看学生获得了多少水平提高。当然了,这评估非常难,远不如看高考成绩和学历证书来得简单……但没有这个评估很难有因材施教,很难能让学生选择自己喜欢的方向、专业、校园文化。要建立起这个评估,人才市场必须参与进来,各大学凭就业水平说话。

所谓智商碾压

我小时候,收到过很多人说我智商高或说我聪明的论断。比如说,小学的时候,在英语实验班,做了一次智商测试,最后我的智商据说测出来是135,是班里最高的(离180其实还有很远是不是?),然后班主任还偷偷告诉了我和我爸妈这个消息,还提醒我说我情商不是特别高,需要注意,等等……

初中的时候,学校一个教数学竞赛的一个神神叨叨的老爷子说我的智力水平是百年一遇……

高中的时候,我和班上另一个同学,被语文老师特别看好。

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这些判断全他妈的是扯淡……

比如那个智商测试,其实里面很大一部分题和小学数学竞赛里的找规律填数字很像,而我由于搞了好几年数学竞赛,所以对其套路是很熟悉的。另外很大一部分题是图形之间的简单的与或非操作,而我由于在家玩QBASIC的时候学过也用过位运算,而且也是用在图形里的(用来渲染游戏图像用的),所以对这一部分题也很熟悉。最后,我当年由于是个听话的乖孩子,所以做智商测试题的时候十分认真而有耐心,速度也几乎是班里最慢的;很多其他小朋友早就草草做完出去玩去了。如果把这些bias都算上,我的智商恐怕其实只是平均水平。

而后两个教育工作者对我的偏颇判断,很大程度上是屁股决定脑袋的行为,其实作为教育者是非常非常不专业的。

他们确实给我的童年和青春带来了不少好处,最重要的好处是这个判断一直给他们也给我带来了很强的心理暗示:如果我学不好什么东西,那么它绝不是我的资质问题,而是其他技术方法问题,而技术方法问题总是可以解决的。

而这个心理暗示对帮助人把事情做成是极为极为重要。它一来让人不会担心失败畏首畏尾沮丧放弃,二来让人把心思专注在做事的技术层面上。

只是这些积极心理暗示其实都基于一个错误的判断。

The American Life最近一期Batman里开篇讲了个故事。说有研究人员找了两拨人,给他们发实验室小白鼠,让他们训练这个小白鼠走一个迷宫,但是告诉其中一拨人这些小白鼠是普通的小白鼠,而另一拨人这些小白鼠是聪明的小白鼠,而实际上小白鼠都是同一个品种的,没有统计区别。结果被告知小白鼠是聪明的一拨人的训练成绩明显好于另一拨,原因是这拨人手接触小白鼠的时候会因为心里对小白鼠的预判而变得更温柔,因此显著提高了小白鼠的训练成绩。

所以,作为教育者,对学生的资质作事实性预判是一个非常不专业的做法,即便心里一直藏着不说出来,也会很容易成为一种self-fulfilling prophecy。

那个节目接着说有个盲人,可以通过嘴巴不断发出声音并分辨回声来判断身边的物理情况,其精准程度可以让这个盲人在马路上骑自行车。但这个盲人和很多研究都觉得这并不是什么《最强大脑》里渲染的那种特异功能,而是其实大部分人都可以通过长时间训练而发展出来的技能。而大部分盲人没有发展出来只是因为社会上对盲人的歧视甚至保护而丧失了发展这种重要生活技能的机会。他们的一切生活事务都是别人帮他们做的,因为别人觉得他们没有能力独立做这些事情。而实际上他们大部分人恐怕都是有的,并不难,只是需要时间和鼓励去训练、试错、积累经验。

Self-fulfilling prophecy.

国内最近很流行大学的“智商碾压论”。总的来说,就是大学里存在那么一些人,水平明显高于身边其他人,形成碾压之势,完全无法超越的感觉,只能用智商解释。

碾压现象存在吗?当然。是因为智商吗?基本可以肯定地说,完全不是。

事实上所谓智商这个东西测的,可能绝大部分都是后天训练结果。

大学里的牛人之所以牛,往往是因为有两个大招。一个叫“学得早”。一个叫“抗干扰”。

“学得早”一般是因为各种竞赛,人家已经把一般人大学才会学的知识或者方法论在之前就学了。尤其是方法论这个东西,一旦训练成型,经常是在相似学科之间通吃的。

“抗干扰”是说其执行力高,定力高。这门功夫练成的过程往往很复杂,每个人有每个人不同的门路。有的人是因为淡薄,真的对很多娱乐活动兴趣不大;有的人是因为清高,对学习之外的其他活动打心眼里看不上;有的人是因为兴趣,学习的科目是自己真的特别喜欢的东西;有的人是因为虚荣和恐惧,因为害怕丢掉自己已经建立起来的领先优势;有的人是因为习惯,一直以来都是这么学下来的,也看不到需要改变的理由。

“学得早”和“抗干扰”这两个优势基本都是上大学之前建立起来的。有时是因为有幸遇到了好的老师或者好的爹妈,撞上了比较科学靠谱的幼儿青春期教育。有时是因为一些机缘巧合被认作是天之骄子,于是成为了一份教育界的self-fulfilling prophecy。更多的时候是两者兼而有之,互相加强。

一旦有了这两招,便很容易在进入大学的时候积累出自己的优势。更重要的是,当这种优势积累出来之后,还会被身边的同学解释成智商高,于是新的self-fulfilling prophecy会被创立出来,正反馈形成,优势继续扩大。

只不过这一次,预言不来自于教课的老师,而来自于身边和自己一样的同学。

因此,碾压现象的产生过程中,起最大作用的是社会心理因素,和智商基本一点儿关系都没有。

但碾压现象其实是一个很不好的事情。

首先,碾压者永远是少数,而被碾压者永远是多数。对于被碾压者来说,他们会开始怀疑自己的能力(比如智商),因此无法发挥自己的最大潜能。其次,对于碾压者来说,他们的胜利其实也是极其脆弱的。天外有天,人外有人,冬天难免会来,而他们心理所长期依赖的正反馈会忽然断掉,而他们也成为其他更强碾压者手下的被碾压者。而且,即便他战胜了天下所有人,他也未必能战胜天命。你可以比所有人跑得更快,但你生来没有翅膀所以总是难以飞起来的。总有一天你会撞到自己的能力极限。最后,这些长期活在荣誉中的人很容易因为挫折而马上变得犬儒,丧失理想,停止进步,而只以碾压其他人为乐。

这个结果是整个教育界非常非常严重的问题。

其根本原因,是教育选错了理想和目标,也就是伪精英主义教育。很多教育机构和教育家的目标不是让大部分人都能发挥出自己的最大潜能,而是要培养出精英,培养出诺贝尔奖图灵奖,要集中力量培养少数国家栋梁人才,培养大师。

因为要培养的是精英,因此投入之前需要预判。

但这种教育模式能培养出来大师吗?

现在说恐怕还太早,但我猜多半不能。为什么?因为大师是要带领众人与天斗的。而伪精英主义教育却很多沦落成犬儒主义,靠碾压他人为乐,成了与人内斗的专家。

这种教育模式能强国吗?

就更不能了。个人英雄主义的时代早已过去,任何一个大师的胜利本质都是一个产业的胜利。而一个产业要胜利需要的是一大群一大群的普通人。只可惜大部分人的小心脏早就在童年被碾压成渣了。

如是,中国的教育普遍比较糟糕。外国的相比稍好一点,但是也有类似同样的问题。比如UCSD一直以来也说自己的目标是要培养行业leader。

问题的本质是人类社会很长时间以来都是荣誉社会精英社会,而不是平民社会草根社会。但是情况正在起变化。

我不是说每个人都能做到一样的优秀水平。客观天赋差异永远是存在的。但是如何在承认客观差异存在的情况下发挥每个普通人的最大潜能,是现代教育面对的革命性课题。其中不仅仅有态度认识问题,而且有大量的技术问题(比如如何motivate学生?如何evaluate教育成果?如何scale up?)。哪个地区先解决,哪个地区就会先富强。

Two cultures

There are two kinds of cultures in the world: cultures where what you do matters and cultures where all that matters is who you are. You can be the former or you can suck.

The Hard Thing About Hard Things

该不该杀一个人救一百个人

奇葩说辩题。大恶魔把人困在两艘船上,一大一小,大船上有一百个人,小船上有一个人,大船上有一个按钮,按下去可以把小船炸掉,不按下去二十分钟后大船会炸掉。该不该按?

大部分辩论说不该按的人其实都在讲情怀,实际上这个是可以用道理证的。

这个道理就是:罪大恶极的人是大恶魔啊。所有一百零一个人都应该怀着必死的决心和必胜的信念和大恶魔坚决地斗争下去。

哪怕只有二十分钟。

何况每个人都必有一死,人类也必有灭绝的那一天。但,战胜大恶魔这样的事情,isn’t that something worth fighting for? Isn’t that something worth dying for?

《相约星期二》里说,知道了怎么去死,才能知道怎么去活。在这个上帝会扔骰子的世界,一切皆有可能,没有什么命运是注定的。哪怕只有1%的希望成功,也要去做善的事情。

当然这个辩题本身也是一个很难的辩题了。比如说,如果说这世界上只剩下这101个人,那就基本没什么道理可讲了。不该的道理虽然还是正确的,但是由于那一个人比有一死,而那另外一百个人还有繁衍生存下去的可能,因此这就成为了一个是否能继续存在下去的问题。而在存在性问题面前,一切道理都是失效的;存在是唯一的道理。

而在生存的问题解决了之后,如果超越人性中长期进化出来的对存在的野蛮而本质的追求,看到自己其实有必死的一天,和死神讲和,才会成为一个如此之难也如此只经典的命题。

言论自由

先给自由下个定义:自由就是不需要伤害别人,也不会被别人伤害。

言论自由其实本质是一套强者哲学,它很霸道地假设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会自信自强到永远不会被言论伤害。这个假设在很多地方可能是基本成立的,但很多其他地方是不成立的。精神暴力也是暴力,而暴力与非暴力之间的线在哪儿往往有着巨大的文化差异。

自由本来是一个理性推理能得出的与人性相符的普世价值。西方却往往把它当做一种盲目的信仰一样去信受奉行,把自由变成了众多盲目信仰中的一种。自由与非自由之间的冲突本可以用理性的推演来解决,结果往往变成了信仰间的对抗,实际上是自己放弃了自由的价值普世性。

很多事情的解决往往不能只顾着强调表面上的原则对错,而要找到更深层次的原因。就像垃圾邮件太多不仅仅是邮件过滤做得不够好,而更多地是因为发垃圾邮件真的能挣钱。就像考试作业大量作弊不仅仅是因为学生道德操守不够学校抓得不严,而更多地是因为课程的设计太差学生或者动力不足或者想学也学不好。言论自由受到暴力威胁不仅仅是因为暴徒站在自由的对立面,而可能更多地是因为他们还没有自信自强到不会被言论伤害,还本质是人类文明中的小孩子。

我对恐怖袭击者没有任何同情。我只是希望人们相互的伤害会变得更少一些。

经济机器是怎么工作的

我特别喜欢的一个视频。很直观地解释了货币和借贷的金融放大作用,以及金融危机的产生过程和根本原因。

最喜欢的是最后给的三条建议:

  • 不要借自己会还不起的帐,否则最终会被帐压死。
  • 不要拿比自己的生产力价值更多的钱,否则最终会失去自己的市场竞争力。
  • 竭尽所能提高自己的生产力,因为长期来看生产力是最重要的。

很朴素的三条建议,但是也特别容易被人遗忘。因为认识自己,准确综合衡量自己的生产力其实是一个很难的事情,巧取豪夺死命要个高价往往是更容易的。

荣誉动物

和张老板聊了一下,就睡不着了。可能也和晚上做了点力量训练有关系。

人是一种荣誉动物,活在这个世上,除了吃睡繁殖,不过名利二字。张老板的逻辑是这样的,要改变世界,需要动员很多人,而这些人各自有各自的目的,但总的来说,都是为了名利。如果你要做的事情不能给他们带来名利,那么这个事情是很难做成的。

Human nature.

以前我总觉得凡是本质上提高生产力的东西,只要努力下去,最终总是能成事儿的;所以,最重要的是把心思放在怎么提高生产力创造价值上。但创业这事儿毕竟不是只要有了终极目标就可以了的,中间还有很多步骤也必须事必躬亲地一步一步来做,本质是要与时间博弈。只有管理腾挪好各种机会和风险,才能把一个理想做成一个事业。没有理想主义的创业走不远,只有理想主义的创业走不动。理想是一个不错的旗帜。一个好的理想能禁得住怀疑的考验,能招揽忠诚的干将,但却不解决各种吃饭的技术问题。可惜由于我们糟糕的教育,技术的习得常常与理想无关,而更多的可能是因为小时候装逼的需求,只是装着装着便装出了一条可以用来吃饭的道路。

理想不能当饭吃,装逼却能。人毕竟是一种荣誉的动物。

其实荣誉不全是坏事,甚至好处多于坏处。这世界上很多十分重要的事情只要发展到一定的复杂程度,结果的最终兑现便会变得漫漫无期。此时,由于难以进行绝对的度量,相对比较这种更简单的办法便成了很自然的选择,而有了座次,荣誉系统便自然产生,名利随之跟附。在心里建不起来一杆秤的时候,横向比较往往是最简单易行的办法,而荣誉,便在最终产品难以兑现的时候成为了人类文明最古老也最成功的虚拟产品,在这个社会上流通至今。

荣誉系统有若干问题:一、依赖人心人性评审的相对比较往往并不给出实际的最优解,存在巨大的系统误差。二、胜者永远是少数,大部分人都将注定被死神迅速收割。

但这并不影响人们傻乎乎地前赴后继,用数量战胜质量,并且每个个体都觉得自己有希望成为质量。

用数量战胜质量其实是比荣誉更加古老的进化策略。在死神占绝对优势的远古,数量是唯一的质量。

只是,在人类文明已经发展到数量不再稀缺,甚至过度丰富的时候,人们还在使用制度利用人性的这些愚蠢推动社会进步,任凭大部分人在奋斗的路上被死神迅速收割,实在是一件怎么想都显得很愚蠢的事情。

是否有一种其他的人性也可以被利用作为推动人进步的引擎呢?比如爱?比如好奇?比如猎杀的快感?比如对合理化的不懈追求?

其实可能有些人喜欢玩游戏只是因为游戏中的机制所能给他们带来的各种捕获、视觉和猎奇快感大于现实世界的荣誉游戏而已,而那些现世中成功的人,可能也只是阴差阳错地生得比其他人对荣誉更加上瘾而已。

当然,最根本的其实还是吃饭的问题。一切能切实解决吃饭问题提高生活水平的技术和制度本质都可能有自己的一席之地。困难的是怎么和这个现行的荣誉世界进行价值兑换。

价值兑换最难的,其实是尊重、理解和接受对方的价值,并且同时获得对方的尊重、理解和接受。而创业,创造价值只是困难的一半,而价值兑换则是困难的另一半。能创造价值的人很多,而能兑换价值的人却很少。人大多活在自己的小世界里,要理解他人的价值世界,往往先要把自己心里的各种成见倒个干干净净,非常难的事情。人家分泌旺盛的激素你从来不分泌,人家有的神秘体验你从来没体验过。这就像要让男人理解大姨妈有多烦一样。

怎么创造价值,我可以试试。而怎么把价值兑换出去,我可以再多想想。最好是能遇到对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