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晓松批梁植

作为一个小学二年级开始搞竞赛,高中读了最后一届全国理,大学在清华读了第二届姚班,现在UCSD博士快毕业,用将近20年的时间亲眼见证了身边无数少年精英隐没人群的人,在这里掏心窝子说两句。

我觉得梁植同学挺可怜的。

我记得《晓说》里面以前高晓松还批判过中国的伪精英主义教育,不知道为什么高晓松同学最近又这么精英主义……

高晓松的论调是,因为一个学生在清华大学学习过或者拿到过博士学位,所以这个学生就应该甚至必须胸怀天下,而不能担忧自己找工作的事情。

我一直觉得这种论调完全没有道理。

大学生是不是普遍近年来显得更功利了呢?是的。情怀更少了呢?是的。有时想想这事儿是不是觉得有些凄凉与悲哀呢?是的。因此就觉得所有清华博士都应该胸怀天下以彰显名校的国之重器呢?Nonsense!

高晓松自称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但他的这论调却实际是与自由主义矛盾。如果是自由主义的话,那么我喜欢想什么事情,做什么事情,只要不伤害别人,就都是正当的,别人都应充分尊重其选择而无权干涉。不管梁植是否优秀,他是否显得胸怀天下,是否真的胸怀天下,都是他自己的选择,只要没有伤害他人,他即便是毕业了想去开一个面包房,想去街边卖猪肉,想去管理好一间厕所,想去做一个清静无为的和尚,也都是好的。不伤害别人,自己开心,做什么都好——这才是自由主义的观点。

当然了,梁植在现场也是表现得不够聪明。前面说三个专业其实多少有点炫耀的成分,而炫耀总是让人讨厌的,后面提的找工作的问题其实也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但很明显不是谈话的这三个人想听的——恐怕讲个笑话都比问找工作要效果好一些……这三个基本都是有头有脸的常上节目的人,梁植同学如果重视一点的话至少应该上节目之前做做功课,了解一下这三个人都喜欢说些什么,想些什么。不知道梁植同学到底是不知道他们喜欢什么,还是心高气傲清者自清所以不屑于投其所好。

最后说点我最想说的:关于伪精英主义教育。伪精英主义教育之所以是伪的,是因为它根本就培养不出精英,压根就不好使。就像钱学森之问对中国人拿诺贝尔奖丝毫没有帮助一样,对学生的精英期盼并不能培养出精英,只会给学生增加长期的额外的心理压力,反而会起到不必要的消极作用。根据我的观察,精英的产生,当然首先需要很多基础的教育条件:比如物质条件基本充足,能接触到丰富的学习资料,学习过程中有良好健康的学友关系滋润监督,有科学的学习计划和时间压力。除了这些基本条件,往往最重要的是这个人是否内心里有内部推动因素。这个内因可能是兴趣,可能是单纯而强烈的好奇心,也可能是自己对这个世界上不合理现象的深深的困惑。之所以需要这个内因,是因为一个人成为一个方面的专家大师,需要长期的学习、积累、思考,需要不断的对细节的十分专注的关注,而这个内因,往往是唯一的能支持这个人克服各种困难和诱惑一直坚持走下去的长期推动力。相反的,外部的社会期望只会让这个人不断分心,去常常自觉不自觉地去想自己应该表现成一个什么样子好让身边的人满意,而不是去想我要研究的这个东西究竟是怎么回事什么道理。

所以,可能一个大学成了事儿之后可以回过头来吹吹牛,说自己是国之重器,但是成事之前,要专注把大学的学问和管理办好,就必须先不把什么国之重器当回事儿,才有可能最后成事儿。一个精英可能成了事儿之后可以回过头来说自己一直立志改变世界,但是成事之前(尤其是做学问),要专注在自己的学识积累、困惑消解和成长执行上,就必须先不把什么国家栋梁当回事儿,才有可能城市而入。本来每个人就难免有自己的私心和人性在其中作梗,时不时就会做不到淡泊宁静,能专心扑在事情本身上已经是很难的事情了。如果不幸还活在一个伪精英教育体制中,外界不断地对你说你是精英你是重器你要报国你要这样那样你不能这样那样,专注就变得非常非常非常困难,而且做得越好越拔尖,承载的各种社会期望就越多,专注就越难。而没有长时间的专注是很难很难出大师成大事儿的。

所有人都想让你成事儿,你自己也想成事儿,但是某一天却发现自己终究成不了事儿,这给人(尤其是年轻人)带来的沮丧感,很容易就让人犬儒并且转而报复性地功利:我这么牛逼素质这么高受的教育这么好,做事情专注不下去,大师做不了,挣钱混日子难道还灭不了你们这些弱人么?

一切伟大的事情都有一个——并且往往必须有一个——卑微而渺小的开始。而自由主义之所以能成为很多伟大创新的土壤,恰恰是因为它对卑微与渺小的宽容、尊重与漫不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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