仅仅自由是不够的

开会的时候遇见一个某国内企业的人。他说他的公司就是一个土鳖企业。国外的公司赞助大学科研,大学随便做什么都可以,赞助更多只是为了维护和大学之间的关系。国内企业就不行。赞助国外大学,却做不出什么公司用得上的东西,国内公司是不干的。国外大学还不像国内大学,赞助了之后就可以当自己的科研部门使唤,研究什么公司说了算。所以,国内公司一般不愿意赞助国外的大学。

其实有时和很难说国外的这些大学为公司或者政府具体做了什么,有时似乎更多地像是一种特定行业里的公共善一样。

但中国思维似乎一般对公共善是不感冒的。公共善,似乎只属于道德要求的范畴。一个是如果事情对他人有利的好事,要么是道德要求的,是所有人都应该去做的事情,要么不是道德要求的,因此也是所有人都不会去做的事情。这东西形成的原因其实是挺复杂的。自己还有很多个人的事情没折腾好,为什么要去折腾公共善?对别人好了自己吃亏了怎么办?公共的事情办砸了是不是还要接受道德谴责?中国人似乎经常是这么想的。

创新往往面临各种各样类似的博弈困境,而聪明的中国人在这些事情上似乎往往比西方人算计得更精明。创新就好像走过一条悬崖路,有两种人在这路上能成功。一种是执行力强、重视当下细节但不会瞻前顾后的人,这种人冷静,走得稳当,看不见悬崖的存在,也因此从不会恐高,基本就是个神仙,很少见。一种是心思单纯而执着向前的人,这种人乐观、热情,无限向往着彼岸,近乎盲目,虽然看到悬崖但坚定地相信自己一定能走到最后,虽然实际上这些人大部分都会在路上掉下悬崖去,但只要摔不死可以爬上来继续,或者前赴后继尝试的人数足够多,总有几个人能走过去。中国人则是太聪明了,看到悬崖,掐指一算,嗯,最后走过去的概率似乎很小,多半是自己会半路摔死,而且不需要冒险往往也能有其他旱涝保收的办法把生活过得不错,所以一般就都主动放弃了。而且不仅自己主动放弃,还要向身边的人展示自己的理性分析,劝自己的朋友们也最好不要尝试,叮嘱自己的孩子们也一定不要尝试,直到不许过悬崖成为祖上传下来的规矩,融进每个中国人的文化血液里。

所以创新这个东西,科技也好,人文也好,可能不全是自由的问题。并没有人阻止国内公司们赞助大学的基础科研,但这些公司们——即便挣了钱——往往自己还是会选择观望。经济活动中的moral pitfall在这个五千年进化出来的无比算计的文化里,往往比世界其他地方表现得更变本加厉。

我们的一大缺点,就是往往把生存这事看得太严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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