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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责任

这周末拿到了《观念的水位》。真好真好。推荐推荐。

读的时候就又想到刘瑜说到国内很多政治色彩很浓的科研课题投标,以及刘教授对这些课题的不屑一顾。刘教授自然是高风亮节,不为五斗米折腰,但这五斗米的分配方式还蛮是个问题的。

中国民间慢慢似乎开始有一些独立的基金开始正经做慈善。我在想,是否可以有一些独立的基金开始正经支持学术支持科研呢?而且不仅仅是理工科的,更重要的是支持人文社科的研究工作。理工科的至少还能直接和国防或者生产力挂钩,可以直接立马变成黄金或者大炮,而人文社科的研究似乎更像一种公共善,常常换来的是社会的公正和谐和整体效率的提升。

公共善其实和自我实现是可以统一起来的。震哥说,他经常会透过别人的经历想象自己人生的另外一种可能。一个人可能梦想要去做很多事情。比如我自己有时除了想当一个计算机科研人员,还想当一个能经常和一线代码打交道的程序员,有时还想当一个数学家哲学家,或者一个音乐家作曲家指挥家,或者只是想能打得一手好游戏,或者设计一套舒适的家居,或者只是把家务做好把孩子带好把老婆关照好。想要做的事情很多,但是人生时间却很短,常常能允许我们做的只有那么几件事情。而且即便是这几件事情,还经常会为了争夺时间精力和各种资源而互相打架,好不消停。如果说社会发展必然导致更高效也更细化的社会分工,那么我希望自己能看到那些我没有能够做到的事情,会有人替我更高效更优秀地完成,并且成果能被整个社会共享。公共善是不仅仅是为了个人利益最大化的价值交换,更是一种个体自我实现的自觉社区分工。

前一阵子还在微博上和朱萧木争论过计划生育的事情。朱同学似乎有着很强的自由主义倾向,觉得老百姓想干什么就应该可以干什么,政府都无权以任何形式干涉。比如生孩子这件事情,要求只能生一胎是不对的,生两胎要罚款也是不对的。我就和他开始争论社会上是否有需要大家一起通过政治讨论来进行分配部署的公共善。我一直觉得公共善这东西还是存在的。有些事情,更大程度上还是会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比如体育设施教育设施的建设,比如这些吃力不讨好似乎百无一用的人文社科科学研究,比如监狱法庭这些法制社会需要的机构运作,比如承担社会发展所带来的人口压力。

一个脚臭的人在自习室把鞋脱掉,可能只是为了自己舒服,并没有什么错。不论你是否欣赏把鞋脱掉这个行为,觉得他是否雅观,是否道德,似乎都无权干涉。但是,如果没有有效的技术办法进行隔离,脚臭的味道却会飘散开去,影响别人的自习心情和效果。因此,在自习室是否脱掉自己的鞋子,不仅仅是个人习惯的差异,也是对公共责任的承担。保持个人习惯,这是个人的权利;但承担公共责任,则是每个人都需要做的。而技术细节上哪些属于个人习惯,哪些属于个人责任,则需要透明、民主、科学的政治活动来进行决策判断,也是政府在一个现代社会中本来的职能分工。

(同样道理,反过来,如果一个人能给大家带来清新芳香,却没有肯定这个人存在的价值,我觉得这也是一个不公正的社会。即便这个人带来芳香可能只是出于自己的个人喜好,甚至可能还带着要证明自己存在感的潜在愿望,或者有什么其他并不纯粹的动机,这个人存在的价值,在一个公正的社会中,也是应该得到肯定的。)

关于人口问题。这个地球上,给定一定的资源使用效率,能承载的人口肯定是有限的。给定一定的资源使用效率进步速度,能承载的人口增长速度也肯定是有限的。鉴于人口带来的社会资源压力,我不觉得想生几个就可以生几个,想生一窝就可以生一窝。我不觉得生孩子是天赋人权,其他人都完全无权干涉。大家都在同一个自习室里,鞋子是不能随便脱的。

当然,中国的人口问题是数量问题,但中国现在的人口政策问题更多的是人口年龄的结构性问题。计划生育政策的根本问题不在于控制人口增长的目的上,而在于独生子女这个执行手段上。小时候坐火车的时候,记得一个四川人半开玩笑半扯皮地说,控制人口还不简单,把多余的杀了就是了,咔嚓咔嚓咔嚓,人口一下就少了。直接把人杀掉来控制人口自然是不可取的,但独生子女一代人之后遇到普遍的老龄化之后所带来的生活负担和社会负担,似乎在有些情况下也并不好很多。而究其根本,还在于计划生育政策制定之始的不科学,以及执行和修订过程中的不民主。制定之初大家都无知,难免犯错误;犯了错误之后不能及时根据反馈意见及时改正,非要想尽一切办法硬绷着一张伟大光荣正确的脸皮,并且因为自己的日子其实还过得可以,并且至少手里有枪,反正你们有不同意见也不能把我怎么地,于是就选择性失明装睡,我觉得这是中国政治的最大问题,也是中国政治和美国政治的最大差距。